上海社联2025年度十大论文已出炉，议题既有对智能社会、大模型价值对齐、AI时代的教育、未来“社会学”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财政与市场等重要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遴选出130篇年度论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一次创新探索。以无申报、广覆盖、同行评价+智能辅助的评价方式，将上海学者每一年度在多学科领域的关注议题与研究热点推向全国。

　　澎湃新闻记者对线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AI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学术研究，社科学者如何从理论、知识和方法上去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学者不是社会发展的冷眼旁观者，应当积极投身发展、参与发展、干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吴越菲认为，社会学在回应“未来”方面责无旁贷，未来社会学以多元化的研究进路，通往真切的人类未来经验、潜在的社会进程和可欲的发展空间。

　　在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通往“未来”的社会学：认识延展与核心议题》（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中，吴越菲进一步指出，探源历史和怀抱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思想引擎，未来社会学将以其全新的认知范畴，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与支撑。

　　2026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就未来社会学及其知识体系的建构等相关问题对话吴越菲。吴越菲认为，未来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未来休戚与共，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发出强有力的社会学声音。

　　澎湃新闻：您在何种契机下，关心到未来社会学并展开对它的研究？从方法上，和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有何不同？

　　吴越菲：此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城乡社会学基层治理。这几年我在研究过程中，关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面临很多困惑，无法单纯以历史因素来进行有效解释。未来性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极大地被忽视。

　　我在基层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感受，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基层治理政策，或者社区意欲推动的治理与服务创新等，民众的关注和参与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社区未来预期相关，即这个社区在未来跟我会发生什么样的关联。对于社会政策执行而言，向民众输送预期是很重要的。只有大家对未来有预期，才会带来当下的行动参与。在这种情形下，就让我重新从理论上去审视：为什么社会学不能回应“未来”？社会学应当怎样去拥抱未来？

　　未来社会学其实是一种想法与观念上的更新。从方法上而言，我认为未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可以与传统社会学方法兼容的。未来社会学研究期望、预期、希望等影响的社会行为，可以纳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学会使用更多跨学科的方法，如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对社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等，将大大突破传统社会学的知识边界，也需要研究者不断具备复合型技能。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指出，社会学长期忽视“未来”这一重要维度。在您看来，“未来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它为何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吴越菲：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建立在过去和当下经验的基础上，呈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很少着墨于“未来”，认为这是一个超越认识范畴的领域。

　　社会学必须重建新的时间观，拉长认识链条，这就是未来社会学最核心的观点。而同时，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向未来延伸，未来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未来休戚与共。单纯依靠过往经验已经无法解释当下社会不断涌现的进步、变革和创新。未来社会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有助于理解当前世界是如何被组织和治理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面向未来的投射、期望，希望对当下行为有驱动和影响。

　　澎湃新闻：您强调时域社会理论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割裂认知，这种非线性时间观对解读当下社会现象有何启发？研究者该如何避免陷入某一种极端？

　　吴越菲：非线性时间观提示我们，社会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当前—未来”循环递归的过程。尤其在科技迭代、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秩序可能存在倒转、错乱、不确定、非线性的特点，不能完全依赖历史来判断未来。

　　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和集体实践，走出了历史决定论，让社会发展具备了很大开放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不重要。过去—当前—未来是三个不同的意义空间，但彼此相通。

　　我们是如何面向未来的，决定了我们如何活在当下。而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则依赖于我们如何从历史中走来。三者不可割裂，既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也要以历史为根基把握未来方向。

　　澎湃新闻：未来社会学面临“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平衡难题，您在论文中提到要突破实证主义的局限，同时兼顾价值理性，这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该如何落地？比如面对“主观未来”中的情感、想象等难以量化的内容，如何保证研究的严谨性？

　　吴越菲：需要明确的是，未来社会学不是对未来的探秘，我们必须保证它是一个规范、适当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未来取向的事物、行为或语言来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未来。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大规模进行因果推断和变量关系的探查，也可以基于概率论来对社会发展进行潜在的预测。

　　当前未来社会学涉及到情感、想象等主观范畴。但不能将主客观二元对立。比如情感是主观的，但情感的存在是客观的、情感的构成是具有社会性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直接想象未来图景，但是我们可以站在事实的立场上研究为什么不同社会会差异化地思考、想象和实践“未来”，这种思考、想象和实践未来的方式与其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可以被严谨地加以研究。

　　澎湃新闻：您在文中提到“感觉社会学”与“乌托邦方法”等新兴研究方向。这些方法如何帮助我们捕捉那些“不可见”的未来经验？是否能与我们分享一些事例？

　　吴越菲：社会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科，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不可见但十分重要的主观世界（比如感觉和情感）。“感觉社会学”与“乌托邦方法”等新兴研究方法不是研究“未来”本身，而是将人们对未来的体验和参与视为分析对象，比如分析社会群体对特定未来图景之间的情感响应。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艺术工作坊和社区发展项目使用感官技术（图片启发、即兴表演、拼贴制作等）和叙事重构等方法，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体验、想象未来的新途径。我们在乡村社会服务实践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开展未来社区工作坊，让“不可见”的未来经验变得可感知、可探究。

　　未来社会学讨论的东西，不仅仅出现在纯学术研究当中，也可以用在社会服务实践当中。我们学院乡村新内生发展项目组在云南寻甸、贵州赤水、湖北荆州等地开展了连续六年的乡村振兴帮扶。我们在社区层面做的很多项目，其实就用到了未来社区工作坊的技术。

　　我们在一个云南苗族村寨中开展工作，致力于提升他们内生的发展动力。我们在社区工作坊中邀请村民一起来讲述当下存在的突出问题。之后我们将村民分为几个小组，请他们写下理想中的未来社区的样貌。他们的希望也很具体，比如希望村庄的环境是干干净净的、希望村子里的孩子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上大学、希望苗族村寨可以改变多年发展落后的处境。

　　然后我们再引导大家去思考：提出的这个目标跟你当下这个当中的差距，我们怎么去弥合？我们可以实施哪些行动去带来改变？我们怎么去落实这些改变，来导向未来理想的样子？大家就会集思广益，如关于村里的公共环境卫生问题，是不是可以组建老年志愿服务队，协助大家清理环境？在项目组的组织动员下，老年志愿服务队已经建立并制度化运行，它的功能也从原来设想的整洁环境，拓展到照顾邻里、调解纠纷等，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未来目标奋斗，整个村落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未来社区工作坊带来的效益。

　　澎湃新闻：论文指出“现实未来”与社会分化、不平等深度绑定，部分群体面临“无未来”困境，结合当前中国的发展现实（如青年就业、老龄化、城乡差异），未来社会学能为缓解这类困境提供哪些独特的分析视角或解决方案？

　　吴越菲：社会进步就是我们不断远离不喜欢的过去，迈向可欲未来的发展过程。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转型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从“人”的层面来看，未来社会学必须关切社会成员对未来的希望、期待、恐惧和回避，差异的经验和体验。如果人对未来没有积极情感，没有投身于实现的行动，社会发展就必然会受挫。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未来社会学必须要考察什么样的制度安排、组织方式、治理过程可以为社会成员输送稳定的预期和美好的希望，这是实现社会凝聚的关键。

　　未来社会学可以进一步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现实问题关联。比如传统社会学中的阶层研究主要关注经济、职业等客观指标下的客观分层，而当下更需将社会心态纳入其中，“无望感”这一现象尤为值得关注。比如，当下青年群体存在对个人未来发展的“无望感”，甚至产生更多的消极心态，背后的社会体制与结构问题亟待研究。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除了要改变资源机会分配的城乡不平等之外，更是要让全社会切身感受乡村是一个希望之地。

　　澎湃新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重塑“未来”的呈现形式，您认为技术为未来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新机遇？又可能暗藏哪些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吴越菲：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把想象变成现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未来已来。技术成为我们接近未来、捕捉未来的工具。未来社会学其中的一种进路——“潜在未来”，强调未来的相对开放性。之所以是相对开放，是因为未来在本质上被认为不可能被完全知晓或控制，但又不是一个完全无知的领域。

　　当下有一种知识悖论：社会的不确定性使得预测的难度大大增加，但对于社会发展预测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我们可以利用好当前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强化预测和决策咨询的可能；比如利用大数据更好地进行数据获取和趋势预测。当然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比如算法偏见、数据遮蔽、技术殖民等导致未来被锁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在技术兴盛的时代，越需要人文的培育和文科的研究。技术最终被人所使用，只有当技术被用于能动地解放现实，未来才是可欲的。在这一过程中，人首先要从技术中解放出来，以人文精神引导技术发展方向。

　　澎湃新闻：论文中“替代未来”强调研究者应成为“可欲未来的责任者与贡献者”，结合当前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危机，未来社会学该如何推动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以实现更具实践性的社会干预？

　　吴越菲：自社会学成立以来，实际上就存在着做一个社会的观察者还是干预者的研究角色之争。在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危机的背景下，尤其在当前社会学受到无用论的挑战下，开展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实践性社会干预尤为必要。社会学者不能只是社会发展的冷眼旁观者，也应当投身发展、参与发展、干预发展。

　　社会学如何能够在实现美好社会方面扮演积极角色？除了发挥社会学在社会诊断方面的优势之外，可以通过创建各种类型的“社会实验室”，将自身塑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迈向可欲未来的助推因素；并通过跨学科、跨国界的协作，整合各方资源，回应全球性的发展危机。

　　澎湃新闻：作为参与者的社会学者难免有主观情感因素，如何平衡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

　　吴越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介入难以完全排除。反过来，研究者的主观思考，比如理论建构、本土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推动社会发展的倾向等，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恰恰是宝贵资源。

　　我们在选择研究议题时，难免带有主观偏向，但投入研究后，数据收集、研究方法设计等过程，都应纳入客观、科学的研究规范之下。社会学研究始终强调要“为人民做社会学”，服务于社会发展、对标国家战略，这必然需要价值引领。因此，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主观与客观相互平衡、补充的过程。

　　澎湃新闻：2026年，您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哪些未来规划，计划重点研究哪些课题？

　　吴越菲：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个人计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加快推进中国本土的社会试验法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进一步聚焦智能时代的社会基础演变，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澎湃新闻：目前全球其他国家关于“未来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何种阶段？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学术动态？

　　吴越菲：宏观上，未来社会学思考全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从具体实践而言，关于“未来”的思考又恰恰因其与“现实”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风格迥异，与每个国家现实的发展息息相关。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陆陆续续有一些对于未来的研究，但始终较为零碎，也未有系统性的论述和研究推进。

　　近几年来，“未来”在全球社会科学中重要性开始重新抬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研究值得关注。发展中国家开始有一种社会自觉——我们的“未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应当根基于本国历史，通过当下的创造，迎来自己的未来。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未来研究开始成为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阵地。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呼吁建构“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相较于西方未来社会学，中国的研究应突出哪些本土特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知识体系该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核心诉求？

　　吴越菲：中国社会学对未来的关注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本土语境。“未来”在20世纪全球北方国家具有普遍的悲观图景，各种灾难论、、反乌托邦思想异常活跃。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内核。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好社会”既是一个规范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未来社会学的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学要做好“未来”的文章，迫切地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未来”如何嵌入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现实经验，构成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时间向度？“未来”又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逻辑，使中国社会不断呈现发展的新颖性和自我超越性？这一知识体系正是通过聚焦这些本土特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未来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未来休戚与共。21世纪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集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尤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发出强有力的社会学声音。中国自主的未来社会学知识体系应当具备一些基本知识立场：一是保持学术立场的反思，克服社会学家的地区偏见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二是在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加大实质性的研究对话，从而克服学科的知识孤岛；三是定位于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方位。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于历史来洞见未来，也需要打破线性的时间推断，研究未来如何参与到历史中。